访谈丨胡昊（@MrFay ）
于德水，著名摄影家，1953年出生于河南，1978年从事摄影，在30余年的生涯中曾荣获许多重要奖项，他的主要作品是《黄河流年》。于德水先生是侯登科生前的挚友之一，他是侯登科作品、日记和其它文献资料的保管人之一，同时也是此次“侯登科摄影回顾展1978-2002”的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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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昊=H 于德水=Y）
H：“侯登科摄影回顾展1978-2002”和他的准全集《侯登科的世界》可以说是对侯登科20多年摄影实践的全景呈现。请问作为侯登科作品、日记和其它文献资料的保管人之一，您认为此次回顾展的举办和准全集的出版的意义是什么？
Y：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谈这个问题。首先是个人的角度，老侯是我的朋友，既然他把这些东西托付给我，那我就要负起这个责任。老侯有个愿望，他希望未来能有社会机构可以接收这些资料，从而让它们持续地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所以举办回顾展和出版《侯登科的世界》首先的意义对我而言当然是没有辜负朋友的嘱托。其次是社会的角度，展览和新书的出版当然也有很大的文化价值。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侯登科在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中的位置。摄影进入到中国以来，特别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1949年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实都是为宣传、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它的独立文化品格丧失了。直到改革开放，摄影的文化品格才逐渐恢复，而从1970年代末到2000年左右这个时段，就是中国摄影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社会还没有完全开放，文化艺术领域的尝试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侯登科恰好就是活跃在这个时期的摄影家，他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非常值得研究的个案。
这次回顾展把他20多年来的摄影完整地呈现出来，你会看到他是怎么一步步完成转变的：从70年代摄影语言的形式训练，到图解意识形态的颂歌式摄影，然后又很快转向关注人，关注生命，关注与历史的衔接。1983年我们一块搞联展的时候，他对社会现实的追逐和批判就已经非常明确了。以前有人批评“陕西群体”总是拍一些土、老、破、旧，但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意识，是进步的体现。这些细节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六月，于德水
1985-2002黄河流年（三十五选十五），于德水
H：您与侯登科先生也是老相识了，请问在您的印象中，侯登科最与众不同的特质是什么？
Y：在我们的同代人里，老侯的自省意识、自觉意识都是非常强烈的。他始终都处于一种对精神深入的追逐中，而且他付出的努力也要超过很多的同代人。我们成长的年代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侯登科则完全靠自己的抗争、挣扎来进行对社会的思考。那时候，人家都说搞摄影的是最没文化的一批人，成天都是在弄光圈快门，D72、D76，然后把照片洗出来就可以了。但老侯不一样，他试图把摄影、社会、思想结合起来，他在有意识地往这个方向努力。
上图：1996年侯登科同陈云晓、李百军等在新疆巴里坤。（于德水 摄），下图：1996年，侯登科同于德水、陈云晓和李百军在新疆天山，以上图片来自李百军的博联社博客
H：常听人会谈起侯登科这个人，但直接谈他摄影的人就少多了。您认为，侯登科的精神品格和他的摄影之间有什么关系？
Y：这次回顾展的举办和《侯登科的世界》的出版，其实才是认识老侯的开始。在梳理他留下的底片、日记、照片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还有那么多没有被人注意到的东西，这就更不要说对侯登科有什么深层次的认知和了解了。所以说，对侯登科的研究其实还有待专业人士的开展，我们做的这些事只是在提供史料，这是研究侯登科最基础的一些东西。
H：您之前也和侯登科一起拍过照，请问您如何看待你们影像之间的差异？
Y：从拍法上看，老侯对人的逼近，他的那种勇气是我自愧不如的。他不会回避迎面而来的人性的对撞，他就那么直接迎上去，而我则会退一步，更柔和一点，回避尖锐的东西。在技术上，我们俩都用尼康FM2，他用手动，按起快门却一点不比我这装马达的慢。但他有两极，一方面职业的训练让他特别的敏捷，但另一方面，当他看到一种和他的理性思考产生共鸣的场面时，他的麻烦就来了，因为他会很激动，而他一激动就端不稳相机。他恨啊，恨不得把自己的手摔掉，但没办法，就是端不稳。
侯登科作品
H：据我了解，对于侯登科这一代摄影家，我们还有太多不知道的、未被发觉出来的东西，所以也就谈不上系统的研究了。
Y：你说的这段历史，也就是1978年到2000年前后的20多年，中国的摄影像中国的经济一样，它的节奏和步伐都过于急促了。对摄影来说，我们也总是把目光放在最新的发展走向上，比如我在河南就极力地推崇新的苗头、思想、方式、语言，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路是怎么走的却没来得及看一眼。老侯是我们这一代里一个代表性的作者，对他的忽略，其实就是对这个时代的忽略。在当下这个私摄影的时代，在人人都追求表达自我的时代新语境中，回头看一看历史发展的进程是很有必要的。
侯登科作品
H：熟悉侯登科的朋友都说他很矛盾，甚至有点固执，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首先我得说，老侯虽然人很矛盾、很固执，但他也会吸收新的东西。1987年，在珠海，中国的摄影专业圈召开了理论研讨会。我和老侯都去了，当他看到经济特区极为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物质形态的时候，曾一度陷入极度的狂躁中。我们俩住一个房间，他每天回到宾馆都在房间里快速地来回踱着步子，他觉得自己没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特区？就是我们现在的文明？”
我们在珠海开会享受了很高的标准。吃饭是分餐制，每个人身后都站着一个服务员，负责把每道菜分到碟里。侯登科当时就抱怨说，“你喂猪哪？”包括后来去迪厅，他看到年轻人在那儿发疯似的折腾，他也觉得受不了。他那时候确实是在强烈地抗拒，但他后来却愿意花费半年的时间，通过阅读、思考来试图理解这些新的东西，然后还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来说这个事。所以说他一方面很固执，固执的时候可能谁也比不过他，但他会观察、理解他还看不明白的东西，看清楚之后，他也会吸收。
老侯这样的性格和他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于连（司汤达《红与黑》的主人公）的性格，儿时历经磨难，成长于社会底层，所以他要挣扎、要抗争，不甘于接受一切现实的条件，所以他的身上也就有了一股狠劲儿。很多事儿我们这代人都做过，但为什么没有像他那样钻得那么深？这和他的性格、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侯登科作品
H：您提到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侯登科的世界》只能算是一个准全集，请问未来对此还有什么计划？
Y：现在这套书还只是为研究者提供文献资料，所以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给老侯出一个作品集。一个摄影家要进入摄影史，最终看的还是他的摄影能达到的水平，他现在缺一个能表现出他真实水平高低的作品集。
H：您认为现在年轻的摄影人应该从侯登科身上学到什么？
Y：时代已经变了，如果我们把侯登科放在今天可能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但不管怎么说，他很好地回应了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没有辜负时代。今天的年轻人，他们拥有的条件要比我们这一点优越得多，所以也不要辜负时代给予他们的机会，这就是需要从侯登科身上学习和继承的东西。
H：感谢您接受图虫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