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丨胡昊（@MrFay）
杨小彦，著名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现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小彦先生同时也是侯登科生前的挚友之一，二人时常讨论摄影。2016年4月，杨小彦受邀作为“侯登科摄影回顾展1978-2002”研讨会的学术主持参与了关于侯登科摄影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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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登科摄影回顾展1978-2002”越众历史影像馆展区现场，摄影/胡昊
（胡昊=H，杨小彦=Y）
H：“侯登科摄影回顾展1978-2002”是对侯登科20多年摄影生涯的首次整体呈现。作为侯登科生前的好友，您对此次回顾展最大的观感是什么？
Y：这里面有一半的（参展）作品我很熟悉，但也有一半还不算太熟悉，因为李媚花了很大精力在他的底片里面重新挑选上。其次，这次展览也非常专业，其中一点就是把底片也呈现出来了。我们现在更容易看到独幅的照片，但摄影家的观看却是一个过程，而他们的拍摄也通常是一连串的拍摄，所以底片的呈现和他们对底片的选择都很重要。
侯登科作品的部分底片印相，摄影/胡昊
另外，这次展览又一次告诉我们，侯登科在中国九十年代真的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摄影家。他的出色表现的几个方面：首先是他的镜头感很好，非常跳跃。其次，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之所以成为当时的代表性人物，是因为他早在20年前就非常关注低层，而他拍摄边缘和底层群体却又不是出于猎奇。90年代存在一种倾向，有的人拍这种题材是为了猎奇，为了抢占题材高地，比如说侯登科拍了“麦客”，那别人再拍“麦客”就没意义了，但侯登科不这么看，因为对他来说，“麦客”是他对社会进行了长年累月的观看、观察之后的一个结果，而不是拍之前就定下的主题。
还有就是，侯登科一直在两个极端里挣扎：一方面他希望自己的摄影是纯粹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强调纯粹形式的沙龙摄影，他希望自己的照片里有社会、人生的维度。而实际上，九十年代中国摄影界的主流就是沙龙摄影、风光摄影、唯美摄影、哲理摄影，所以回去看侯登科作品的时候就显得特别有价值了，因为上面说的那些摄影风光其实和拍摄对象没什么关系，但摄影的特性却是现场性，它强调的恰恰是摄影师和他对象的密切关系，这是我在1988年提出讨论摄影的时候就一直在强调的观点，而侯登科就注意到了这个关系。
侯登科的手稿在此次展览中也有所展示，《现状与思考》是侯登科最重要，也是影响较大的一篇摄影文论，摄影/胡昊
当然，我们看侯登科照片，它们的价值到底是因为它反映了一种纯粹的形式呢，还是呈现的社会内容呢？至少到目前为止，这还是有争议的，但我个人认为他的摄影本身还是够的。而且，一个优秀的摄影师，他的拍摄一定是在他与被摄对象的碰撞中，在现场的观看中来不断地表达一种摄影的存在，这是只有摄影才能解决的问题。
H：早在《现代摄影》时期，您与侯登科就时常讨论摄影，并且常有争论，请问你们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Y：侯登科当时是这个杂志的写手，他读书很勤奋，看了很多外国的文艺著作，包括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美学》等等，结果他写理论文章的时候就带着明显的翻译腔，这和他日记里的质朴文风很不一样，而我却一直都是一个坚定的深入浅出论者，我主张用地道的汉语写作把事情说清楚。我很赞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凡是能够说的，都能说清楚；对于不能说的，我们保持沉默。”所以我当时就跟侯登科说，我不赞同你文论的写法，而且其实你也没有完全理解你使用的理论。80年代中后期有个潮流就是紧追西方的发展，甚至有人鼓吹中国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走完西方最近100年走过的路，这样才能和他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这其实只是一种假想，因为至少当代艺术不是竞争的关系，不是比谁跑得快。所以我就跟侯哥说，你觉得你了解西方，但我问你，现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做什么展览？他们在推崇什么样的摄影？他说，我不知道。我起码还接受过美术史的训练，能读一些原版书，做一些专业的翻译，但我那时和侯登科一样，根本无从不知道西方发生的事情，所以我的观点是不要随便说西方的时尚之类的，这对老侯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和他反而成了很好的朋友。
“侯登科摄影回顾展1978-2002”越众历史影像馆展区现场，摄影/胡昊
H：您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纪实摄影”这个词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我们理解像侯登科这样的摄影家在实践上的多样性。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定位侯登科与纪实摄影之间的关系？
Y：1988年，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摄影丛刊，是我和李媚两个人同时负责。当时丛刊的第1期就是纪实摄影专辑，明确提出了在国内提出了纪实摄影的概念，后来也有很多人讨论这个事，但更重要的是，当时有一个价值观就是不能让历史留下空白，而侯登科这一代摄影家，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就是不能让历史留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这一代做的事情不是简单的纪实摄影，更是一场文化运动，陕西有侯登科参与的“陕西群体”，北京的贺延光、李晓斌等，广州的安哥，深圳的张新民，都是其中的代表，而侯登科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他的照片，它们一方面属于这个历史，但另一方面它还属于摄影。
“侯登科摄影回顾展1978-2002”越众历史影像馆展区的开幕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参与，摄影/胡昊
H：您肯定非常熟悉侯登科的《麦客》，请问在看过他比较完整的作品以后，您认为《麦客》的位置是怎样的？
Y：《麦客》的价值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刚才说的，侯登科没有把它当做主题来拍，但《麦客》最大的价值还是在于侯登科的反思，他在这本画册的前言中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拍摄的他们的历史，其实和他们没有关系。不管这个摄影家是不是很有名，作为拍摄对象的他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甚至也不需要我们的影像，这其实是对摄影的一种权力反思。在传播学里面，我们把这个叫做摄影的伦理问题。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这个问题才真正的爆发出来：我们能否把那些灾难的照片毫无保留地刊登出来，是不是要一位地强调苦难和凄惨的场景？但侯登科在2001年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了，而且是很深刻的反思，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H：感谢您接受图虫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