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带着幼稚气味的贪婪。上海作家夏商曾说过，他家中有大概2000本已经读完、并被保留下来的藏书，其中有几百册值得反复重读，这已足够。而胡适则讲，每天读10页好书，30年也可积累11万页，到时也可被列入学者之列。看到这我不禁做了一个粗劣地统计：从09年夏天开始认真读书开始，2年半的工夫我读了大概500本书（摄影集除外），每本书算350页，我居然已经读了17万5000页的书。只是，即便我仍旧没有摆脱对一种对阅读渴望的粗鲁的姿态，但是，现在的我已经深信布鲁姆的观点，“自我改善本身对你的心灵和精神来说已是一个够大的计划：不存在阅读的伦理学。”这几乎避免了一种青年才容易患上的、带着骚气的狂妄症，而在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我的世界——我不再试图改变他人，我想这是我2年多来最大的成长。
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一面希望扮演所谓领袖的角色，一面却放不下对他人的过分关注，即使后者的那种习惯性在多数时候被我克制。这一年，我变得更加自我，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值得我花时间钻研的领域——摄影理论，学会了独自冲扫黑白胶卷。我非常珍惜当我看到布列松或者桑德的一张照片的时候，我所感到的一种让我汗毛竖立的惊叹，而这种惊叹也在我的学年论文的老师那里得到了确认——一种观者到拍摄者的心灵的鸿沟的跳跃，这也让我更加对摄影研究怀有热情。
近来才刚刚开始对中国的一些80年代活跃的摄影师的作品上花心思。同指导老师讨论之余，我想到侯登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所直言的困境，我意识到，那些人的作品在我的直感上逊于森山大道、荒木经惟、阿勃丝或者是弗兰克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的知识构成所导致的偏见，而可能恰恰是在于，这些中国摄影师并没有把相机当作一个哲学对象来考虑。侯登科一直在强调自己是个农民，我原先觉得这当是他接近那些麦客的优势，而指导老师却认为，这恰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这种潜意识上的优越感让相机这堵隔在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的墙仅仅被当作一堵自然而然的墙而已，这是一种另类的无意识，让他们永远无法同桑德或者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活跃的中国摄影师庄学本一样以一种谦卑的姿态去面对被摄者，因为“墙”就意味着，你只能站在高点上俯视对象，即便你意识到你的高点，你也只能依靠视线的下行，而这种下行又是另外一种带着重力的侵略，而这是必然失败的。
老师对日本摄影的看法也非常有趣，即，日本社会与文化天然地适应摄影这种资产阶级趣味的成长，换句话说，日本是摄影得天独厚的土壤，这也让日本不缺摄影大师。先前我也从在1416教室上留言讨论日本摄影的问题，而老师这段话也可作为观点上的补充吧，而我还要话更多时间在日本摄影的研究上。
下午去万圣购得350余元的书折回学校之后，竟然感到非常疲惫，恐怕是开学一周每天坚持游泳的结果，想到村上春树在《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当中写，30多岁的我“我”每天游泳2000米，游完泳还要换上短裤短衫练习举重，虽然起初还有抽筋的副作用，但过了不久身体便全然适应了这等强度，如此看来，21岁的我好像完全没资格在健美上叫苦。我向来不觉得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是什么病态美学，而现在的我愈发向往三岛由纪夫《镜子之家》中的收的那种生活，练就一身肌肉，在青年时代怀有对美非常纯粹的理解。如今我变得更加冷酷，却也能感受到现实正在锉磨着我的棱角，不过，看着细江英公拍摄的拥有健美身形的三岛由纪夫，我又似乎听到了一声带着决然纯粹意味的酒神来自远方的古老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