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鹏:气功大师与元影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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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今年年初在一篇对话中看到了“元影像说”这一概念,最近因为宋志鹏一篇《气功大师与元影像理论》,我又把这篇对话翻开重读。宋文对“元影像说”批判的力度很强,我基本认同这一批判,特别是“模糊性高、空洞无物、假借东方文化自说自话”的问题较为严重,本人也吐槽无力,宋兄已说得很是详细,没有必要再去复述。但我细读之后也有些疑惑,遂作此文,与宋兄商榷的同时,也谈谈自己对“元影像说”的看法。

  该文首先质疑了“元影像说”的核心观点,即“摄影的本质是回归本心本体”。或许是因为我占有的文本有限,我手边的资料显示“元影像说”的提出者认为,“摄影的本体语言才是本,是摄影的‘道’”,并强调“影像回归本体”的重要性,我认为原文的提法和宋文的归纳还是存在细微差别的。毕竟依照该理论提出者的意思,“元影像”是方法论,最终是为了指导摄影实践,所以这个“摄影之本”应该并不是指的“摄影的本质”,而是指的“摄影的根本方法”。如此,“回归本体”就不是某种描绘某个虚无缥缈的物质的词汇(本来用一个动宾短语去充当名词就是件怪异得紧的事儿),而是一种路径,即摄影的根本方法在于回归本体。“以前的摄影理论和批评,总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和批评摄影,而没有从影像本身去研究和批评摄影”,这位提出者借上述那日松老师之言表明了“元影像说”的研究方向,不难发现,也只有将“摄影之本”作“摄影的根本方法”来理解,在逻辑上才是内恰的。如果作此理解,宋文对该核心观点的批判就显得“剑走偏锋”,并没有“正中靶心”了。至于宋文提到的数理逻辑范畴常用的“重言式”,我也认为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已经与“元影像理论”关系不大,遂不加赘述。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提法,“我们人类的理性既无法分析、而经验也无从论证,这就是空洞而无意义的命题,因为要说清这些,就必须对‘火’、‘道’、‘本心’、‘本体’给予说明和阐释”,且不论这些命题的意义,必须要说清核心概念当是基本的学术要求,这和命题的提法恐怕关系不大。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因为这些核心概念很难解释,甚至挑战了人类的理性和经验的极限,所以它们才变成了“空洞而无意义的”。可是不知为何,在下文宋兄又自己否定了自己,提出可以解释“道”和“本心”,这让我感到很迷惑。我们当然还可以跳过这段“小插曲”,其实本体、本心都不是什么艰涩的词汇,正如宋文提到的一样,我们也大可以将它们理解为“约定俗成”的意思,这里的本体就是指“影像本身”,而本心稍复杂一些,但仍可以大致理解为“自我”。我们之所有没有必要纠缠于这两个词汇的概念,是因为“元影像说”并未想在词汇上做文章,将这些日常词汇的“文言写法”做日常理解就可以了。艺术、摄影同生物学、认知心理学或是格式塔心理学毕竟是不同的,宋文提出要对“内在意识”进行“知识逻辑角度”的追问,这在我看来是过度的,这样的追问方法怕是连罗兰•巴尔特也承担不起吧,这位凭借一本《明室》在国内摄影圈取得崇高地位的理论家,你叫它从文中要求的哪个领域去阐释“刺点” 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呢?如果一定要按照“21世纪的学术语言”这样的判断标准,我们怕是也将永远失去瓦尔特•本雅明这样的天才了。

  也说说“元影像说”的价值罢。在这篇有关“元影像说”的对话中,不难看出学说的提出与国内摄影的一个主流观点极其相关,即崇尚以纪实的严肃态度关照社会现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之所以这里这样强调一个看似虚无缥缈的“本体”,恰恰是因为摄影在国内被过分“工具化”、“功能化”,因而落入另一个看起来稍微光鲜一点的窠臼之中了。当然,该观点放在中国摄影发展的现阶段而言,同样具有很强的批判力度,对矫正摄影圈虚无、浮夸、功利的“老毛病”意义重大。然而,在我看来“元影像说”则比较含蓄地批评了这一观点的有限性。虽然“元影像说”掺杂了太多所谓东方文化的产物(在我看来多此一举,无非是为西方理论找了一个东方的说法,没有什么创新可言),但它的提出的确也暗示了一些区别于沃尔特•埃文斯或是多萝西亚•兰格式的、其实在战后西方社会已流行数十年的摄影观念在当前中国的可能性。比如,顾铮在讨论于20世纪60-70年代流行起来的、以贝歇夫妇为代表的“新客观主义摄影”的时候提到,贝歇夫妇的工业考古学“是一种刻意与意识形态拉开距离,为一种深沉不露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他们夫妇是从形式出发,以形式来对抗内容上的过分直白。而中国摄影家所面对的现实,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性已经在画面中跃然而出。摄影家们顺势而为地拍摄。”贝歇夫妇与中国摄影师的差异在此显现出来,后者有意无意地被卷入一种传统的记录现实的惯性,带着视野稍显狭窄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摄影家的责任感(就好比艺术家并没有以艺术的方式对社会问题进行批判,而选择粉刷标语和上街游行)。当然,这种情境在近年来已有所改观,以海杰的访谈录中提及的摄影师为代表的一批新生力量似乎已经透露出一个别样的信号,中国的摄影师也或多或少地开始以更加超越的眼光来看来对待摄影了,这与李楠那本访谈录之中提及的摄影人为代表的群体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在这里没有贬低摄影前辈们的艺术成就的意思,我只是想说,随着中国的开放,有相当一批摄影师正在以与众不同的方式“介入”社会,毕竟社会纪实摄影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卢广式的摄影也绝非严肃摄影的唯一可能。米兰•昆德拉也没有全副武装走向街头,摄影或许可以更加“诗意地抵抗”。